社科院金融所报告谈宏观政策破局：财政货币地产政策工具箱应开得再大一些

7月11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在京举办《中国宏观金融分析》（下称《分析》）2023第二季度发布会，《分析》以“经济弱势复苏，政策亟待破局”为主题，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二季度宏观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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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二季度中国经济保持恢复发展态势，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预期不稳，经济复苏动能有所减弱。中国经济破局关键在于宏观调控政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发展中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兼顾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修复资产负债表，把财政、货币、房地产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中央财政应适当加杠杆并提高赤字率，货币政策仍有较大降息空间，地产纾困政策需向优质民营房企倾斜。

对于海外经济形势，《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比预期更强劲，就业市场比预期更紧张，核心通胀率比预期更高，预计美联储在下半年可能会继续加息1-2次，每次25个基点。持续紧缩的货币和信贷环境将对美国强劲的内需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随着美国经济韧性被不断消解，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三驾马车”同步走弱

《分析》预计，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在低基础支撑下或达到7%左右的年内高点，在政策适时加力的前提下，预计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实现5.5%左右。

不过，二季度以来，多项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动能减弱，总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对此，《分析》指出，经济“三驾马车”同步走弱。

从消费端看，今年4-5月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去年低基数基础上同比大幅回升，但环比增速有所回落。从投资端看，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基建投资增速略有放缓。从出口端看，高基数叠加外需放缓，4-5月出口环比陷入负增长，分贸易伙伴看，出口增速回落的主要拖累并非欧美市场，而是来自东盟、日本、韩国的外需疲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也表示，年初以来，疫情影响逐步消退、各地促消费政策显效发力，带动消费需求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但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论是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净出口需求进一步走弱，对经济增长形成进一步下拉作用。

CPI、PPI剪刀差持续扩大值得关注

本周发布的最新物价数据显示，6月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持平，环比继续略有下降；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则呈现同比、环比继续下行的趋势。数据一出，市场对于通缩风险的讨论再度升温。

《分析》认为，二季度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除了物价低位运行外，CPI和PPI剪刀差持续扩大也值得关注。

物价传导路径可分为两类：一是供给端主导：2021年供给冲击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PPI涨幅扩大，但在供需双弱的背景下，PPI上行压力较难向CPI传导形成全面通胀。二是需求端主导，当前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和生产预期偏弱，企业采购原材料备产的意愿降低，通缩压力沿着产业链自下而上由CPI向PPI加速传导，通缩风险加大。

尽管我国当前究竟是否存在通缩压力舆论还有争议，但总需求不足已成为共识。许宪春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凸突出问题，这会导致CPI增速低位运行。具体来看，消费需求受低基数影响恢复还算快，但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更为明显。此外，外需也面临着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当前宏观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拉动需求增长，把经济“拉起来”，只有这样，CPI增速才会上涨。

政策工具箱应开得再大一些

为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呼吁稳增长政策亟待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更为积极有为，中央财政需要适当加杠杆，拓宽地方财政发力空间。

“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修复资产负债表，把财政、货币、房地产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分析》称。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总需求不足问题突出，需要财政发力稳增长。我国财政政策有很大发力空间，宏观债务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超过供给能力，如果前者超过后者，要么会形成通胀，要么会造成经常账户赤字。中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通胀水平较低，财政空间还是很大的。

《分析》也建议，中央财政适当加杠杆并提高赤字率。可考虑通过增发国债或特别国债适当加杠杆，将财政赤字阶段性提高至4%以上水平，预计增加财政支出规模1.3万亿元。一是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券，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二是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稳定和扩大就业；支持“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三是通过债务置换缓解地方偿债压力，拓宽地方财政发力空间。

针对缓解地方偿债压力，徐高也表示，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出台“救助”方案。徐高认为，在我国单一制的政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既要管理，也要兜底守住底线。尤其在经济周期的低点，中央政府也要更多兼顾守底线责任。

针对缓解地方偿债压力，徐高也表示，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出台“救助”方案。他还以欧债危机做对比，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欧盟只有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联盟，使得欧盟成员内部无法有效协调解决政府债务危机，但这种问题在我国并不存在。用防范道德风险讨论央地财政关系是范畴的误用，因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并非契约关系，在经济周期的低点，中央政府在履行监管职能的同时也要更多兼顾兜底责任。

《分析》认为，当前有的地方政府为债所困，中央应给地方政府适度松绑，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一，中央加强防风险化解债务的顶层设计，借助新一轮债务审计、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等方式与地方政府共同化解债务风险，并通过提振经济增速为化债提供保障。其二，随着人口增长和房地产迎来结构性拐点，传统的“以地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应持续深化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撑。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还建议，要疏堵结合重新理顺央地财权，可考虑将一些税源从中央划给地方政府，拓宽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

在货币政策方面，《分析》认为应继续大幅度降息，这可以实现一举多得。对企业而言，降息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振企业生产投资信心；同时，降息能减轻利息支出和债务负担，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三是降息会对资产价格形成支撑，避免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

此外，《分析》建议加大优质民营房企纾困帮扶力度。一方面，给予优质民营房企2-3年的政策过渡期，通过增加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等方式改善优质民营房企资产负债表；二是房地产需求端政策仍有放松空间，持续引导实际利率和首付比例下行，重塑房地产市场信心。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