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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个电话付出1000万元！上海私募董事长疑陷入诈骗“局中局”

来源：华夏时报时间：2023-01-08 15:36:50

2023年1月7日晚间，一份私募高管自述近期经历取保候审、借钱支付巨额保释金的文件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但外界关切之处，却不是当事人卷入的所谓“高度机密级重大案件”涉及何事，而是该大案到底存不存在，国内有网络大V发文称，私募高管很明显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电信诈骗“局中局”。

蹊跷的是，或许是常年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缘故，当事人在数千字的自述长文中，没有表现出一丝怀疑自己身处骗局的情绪。

这份网传文件中的自述当事人，是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钮渊明，其所在公司是一家在基金业协会正式备案的外资私募机构。

《华夏时报》记者拨通了该机构合规风控负责人兼信息填报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对于网传文件“不评论”。

香港的新冠密接电话

网传文件的标题是《本人陈述与声明》。文中，钮渊明以第一人称口吻自述了去年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落款时间为2022年12月26日。

(图注：网传文件共4页，此为第一页)

钮自述出生在中国，现为英国国籍，持香港永居身份证，2020年10月在香港加入法国安盛集团，即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安盛上海”)的母公司，2022年10月移居上海。

此次事件始自2022年11月7日他接到的一通电话。根据网传文件，他称当天人在安盛上海公司，意外接到了“香港卫生署湾仔防控中心职员方小姐”打在他香港手机号上的电话，对方告知，香港安心出行APP上的相关数据显示他2022年11月6日下午在香港某医院有密接记录。

“我表示2022年11月6日人在上海，不可能在香港。”钮渊明称，后经与“方小姐”沟通，发现与香港安心出行APP记录挂钩的中国大陆手机号，不是自己的，怀疑是他人盗用自己身份信息于上海浦东某电话公司营业厅办理的手机号。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钮主动要求报案，“方小姐随即联系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此后警方办案人员启动了线上办案程序，但在“核实本人身份信息时，发现我的身份可能与警方正在承办的某一高度机密级重大案件相关联，李警官立即请示上级，出示国家保密局保密协议条款同意书，要求我在手机上电子签字同意”。

当日晚些时候，此案由警方另一办案人员“顾队长”接手，“顾队长在WhatsAPP上向我出示了案件资料，在没有排除我与现存物证相关联的情况下，指示我在监控条件下回到住所，开启网上监控……顾队长警示我的涉案情况，由于涉及国家级保密程度，任何案件信息不得向所在公司的雇主、职员、本人亲属和家庭成员或任何第三方透露”。

自述至此处，钮渊明上述2022年11月7日的经历，已然引发诸多质疑。

有网络大V转发网传文件并评论道：“外资私募大佬被电话诈骗1000万元，敢情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

几位研究了网传文件的国内律师也认为，如果网传文件中的经历细节属实，当事人应该是遭到了电信诈骗。

北京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景峰律师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一大原因是存在诸多程序上的错误。比如，当事人所述公安机关采取线上办案程序不符合规定，虽然当时存在疫情，但是公安机关也会采取线下办案的方式，尤其是主要文书的送达，不可能用手机签收；如果对当事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会出具取保候审决定书或监视居住决定书，这些都是制式文件，而非像本案中所说的直接网络监控。

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警方办案人员在WhatsAPP上向当事人出示案件资料”根本就不可能，这是一款外国软件，Facebook旗下的，“体制内的人怎么会用它沟通、办案呢”。

罕见的千万元保释金

在法律人士眼中，网传文件中钮渊明自述的2022年11月7日之后的案件细节，同样存在诸多不可能之处。

比如，2022年11月8日，警方“顾队长将对我昨天侦讯了解的情况，案件材料及本人的配合态度，呈报给本案的专案检察长，由高检察长通过远程面对面询问，我在顾队长的建议下，以主动报案，非在场证据和积极配合态度等理由向检察长请求不列入嫌疑人名单，避免刑事拘留和冻结管收命令，以免造成公司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和本案失密可能引起的刑侦困难和社会关注。但高检察长拒绝”。

因为所谓的不列入嫌疑人名单的请求被拒，又引出了之后的千万元保释金环节。“我再次紧急请求高检察长予以取保候审，争取在监外配合警方进行专案调查……顾队长主动提出愿意做担保人，高检察长要求提供取保候审保证书，案件佐证(由警队提供)和人民币237万元保证金。因我是持香港身份证，高检察长联系香港廉政公署，由廉政公署指定账户接受等值港币，在2022年11月8日15时发出取保候审令。”

但9天后，保释金被提高到了1000万元人民币。“2022年11月17日，由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法官通过远程视频庭询，审查我的取保候审申请。在有案件被害人亲属前一天申告和考虑到案件的重大程度和潜在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张法官决定将保释金额提高到1000万元人民币。”

2022年12月22日，“经过多方努力筹款”，钮渊明于当日将保释金打入香港廉政公署指定的两家香港银行账户。

两天后，“高检察长通过WhatsAPP告知，经过警队同时进行的专案调查已获结论，证明我与此案无关联，已脱离涉案嫌疑人身份……检察院金融局梁主任正安排保释金资金返还程序。”

但返还保释金期间又出现难题。“2022年12月26日下午，检察院梁主任经WhatsAPP电话联系，告知我符合资金返还要求，但由于国家最新的反洗钱规定，或者按照正常程序6个月内(至2023年6月)原路返还，或者额外缴纳原保释金30%的抵押保证金(约300万元港币)存入我本人香港汇丰银行私人账户，2至48小时之内通过银行验证和内部审核，将全数保释金原路归还及抵押保证金立即返还。”

钮渊明等不及6个月，其长篇自述进行至此处也终于接近尾声。根据网传文件，他称，由于此前借钱支付保释金，目前已负债数百万元港币，而且面临借款朋友在圣诞及年前的回款要求，个人已无能为力支付抵押保证金。

“我恳请公司在无触及警方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予以我尽可能的法律支持，及取保财务背书(公司紧急短暂个人借款300万元港币)，尽快争取原路返还全部保释金及归还公司短暂个人借款，以脱离困境。”钮渊明最后这样说道。

上述自述中提及的诸多案件程序，同样被法律人士认为存在问题。

魏景峰律师向记者表示，我国对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是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负责审查逮捕和提起公诉等工作，法院负责审判工作。钮先生所称浦东公安的顾队长接手，并向高检察长汇报，并由顾队长做担保人，最后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取保候审申请书，这些完全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的规定。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不会与检察院的检察长汇报是否取保候审的事宜，更不可能由法院来决定，法院不可能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更不可能作为保证人。

“如果存在让犯罪嫌疑人缴纳取保候审保证金，会在我国侦查机关指定的内地银行账号进行，而非香港的银行账户。另外，我国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一般是在1000元以上，至于高达1000万元保证金实在罕见。如果真的不构成犯罪，会由公安机关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和通知书。关于保证金的返还，一般也是原路返还，而非需要缴纳抵押保证金。”魏景峰称。

网络段子or真实遭遇

上述案件程序存在太多漏洞，非法律专业人士都能察觉到，外界惊呼不可思议之余，难免产生会不会只是网络段子的想法。

广东一位经济犯罪辩护律师向记者分析称，明明是非常常见的诈骗套路，私募高管怎么会如此轻易被骗，而且事后还不自知，网传文件存在是网络段子的可能。

基金业协会备案显示，钮渊明为安盛上海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BEIBEI ZHANG为合规风控负责人、信息填报负责人。

1月7日晚间，本报记者拨通了BEIBEI ZHANG的电话，对方的反应似乎显示安盛上海方面已注意到网传文件，但却拒绝评论此事。

本报记者亮明身份后，提问“网上有一份钮渊明的声明，你注意到此事了吗”，BEIBEI ZHANG没有询问声明所涉何事，直接回答称“对，公司没有授权我对这件事情作评论”，记者追问网传声明是否出自钮渊明之手，对方表示“不太清楚”，记者又问“公司是否关注到此事了”，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评论”。

记者随后给BEIBEI ZHANG发去了短信，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网传文件中披露的钮渊明本人办理的内地手机号被打上了码，无法辨认。

记者拨打了文件中提到的钮的香港手机号，电话接通几秒后，有粤语语音提示该号码已被设置呼叫转移，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语音留言求证，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记者1月8日上午拨打安盛上海公司座机号，电话无人接听。

基金业协会资料显示，安盛上海成立时间为2016年，是外商独资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时间为2022年5月，目前在协会没有备案产品；钮渊明1985年至1989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但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不在中国内地任职。

他履历中的任职单位，分别位于英国、印度、越南、中国香港，直至2020年从香港转至安盛上海任职。网传资料中，钮渊明称自己是1965年生人，今年58岁，虽2020年起在安盛上海任职，但2022年10月份才移居上海。